明朝,中国的饮茶之风从唐宋以来的华丽精致转变为自然淳朴,所饮之茶也由团茶转变为散茶。因此,“既不夺香,又无熟汤气”,适合冲泡的宜兴紫砂异军突起,盛极一时,士人品饮多以陶壶为风尚。
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把供春款树瘿壶,它的身上不仅凝结了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的文化价值,它的故事也非常吸引人。
在紫砂壶历史上,被视为“正始”大家的供春无疑是一位最具传奇性的人物。根据明人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所载,“供春,学使吴颐山家青衣也”,“世以其孙龚姓,亦书为龚春”。“青衣”在古代意指婢女,因书僮常着青衣,亦可指谓书僮。
吴颐山即吴仕,字克学,一字颐山,号拳石,宜兴人,正德九年(1514年)进士,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,著有《颐山私稿》传世。早年“颐山读书金沙寺中,供春于给役之暇,窃仿老僧心匠,亦淘细土抟坯,茶匙穴中,指掠内外,指螺文隐起可按,胎必累按,故腹半尚现节腠,视以辨真”,其壶则“今传世者,栗色暗暗如古金铁,敦庞周正,允称神明垂则矣”。
继《阳羡茗壶系》之后,吴颐山的侄孙、清代文人吴梅鼎作《阳羡茗壶赋》赞曰:“彼新奇兮万变,师造化兮元功。信陶壶之鼻祖,亦天下之良工。”
自此,一举奠定了供春作为紫砂壶“正始”的历史地位,并被此后的紫砂艺人和文人墨客所推崇,其盛名至今不衰。
供春的传奇在于他是以一个天才童仆的形象而进入紫砂历史的,而更为奇怪的是,他的形象就此凝固,仿佛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。在后来相关的记述中,并没有更多的关于这个紫砂“正始”大家的新的线索,而这显然非同寻常。
不过,今人韩其楼在其《紫砂壶全书》中倒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,大概是以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所记为蓝本。在谈到供春与供春壶时,他进一步写道:“有一次,供春做的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,以为质朴古雅,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,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。不消几年,供春竟然出了名,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,收藏家竟相搜寻。从此,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,摆脱了仆僮的生活,专门从事制陶事业。他的制品也被称为‘供春壶’。”
由于缺少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,以上的故事描述肯定掺杂着作者的浪漫想象的成分,不足为信。
事实上,我们不但对供春其人了解甚少,对供春所制之壶的认知亦缺乏。即便是《阳羡茗壶系》的作者周高起,也没有见过真正的供春壶,他只是在吴仕裔孙吴冏卿的书斋“朱萼堂”看到了时大彬所仿制的“供春式”砂壶作品。同样,《阳羡名陶录》的作者吴骞也自叹福薄,无缘一见供春壶。还有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、书法家张廷济,一生好收藏,阅壶无数,在其所著《清仪阁杂咏》中也称自己无缘一睹供春壶真容。
由此可见,供春所制之壶存世的数量并不大,但也不能就此说世间已无供春壶。根据明人文震亨《长物志》的记述,其中有“供春最贵,第形不雅,亦无差小者”的评语。尽管文震亨对供春壶的器形评价不高,但他应该是见到过真正的供春壶,否则如何将供春与时大彬相比较。毕竟文震亨所处的时代是在明末,要比吴骞与张廷济要早出很多年,而且其家境优越,或许比同时代的周高起更有机会看到真正的供春壶。
相传宜兴实业家储南强所收的树瘿壶,因鋬下有“供春”二字铁线小篆刻款,被认为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。此壶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,以外形似银杏树瘿状而得名,高10.2厘米、宽19.5厘米,壶身作扁球形,泥质成素色,凹凸不平,古绉满身,纹理缭绕,寓象物于未识之中,大有返璞归真的意境。
储南强,字铸农,又名青绾,别号简翁,宜兴人。早年热心教育事业,在乡里兴学,先后创办“知新小学”“劝学所”等。民国初期,被推举为宜兴县民政长,曾两任南通县知事,并三度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。执政期间多有建树,深受地方拥戴。50岁时,登报声明脱离仕途,专心投入宜兴古迹善卷洞、张公洞的保护开发。
关于树瘿壶的流传经过,储南强自有记述:“强上年(1923年)客吴门,忽邂逅得供春壶。壶为山阴傅权和氏所藏。傅之前,蠡费氏(费念慈)。西之前,藏愙斋(吴大澂)。又前出于沈韵初。沈之前,尚待考。昔日吴兔林(吴骞)著《阳羡名陶录》,搜罗甚广,而未见供壶。张叔和(张廷济)见壶亦多,而《清仪阁杂咏》尤叹息供壶世已无有。乃神物忽来,重返故里,开博体育官网入口宁不可庆。将来拟予西溪上建春归阁以贮之。先乞君(潘稚亮)篆印为券。君篆竟,亦自喜为得意之作。”
由于壶盖久失,吴大澂当年曾请黄玉麟配制过。壶归储氏后,因为配盖和壶制不称,他便携带到上海,商诸黄宾虹,请当时名手裴石民另配,即现存的壶盖。盖的外沿,有制印师潘稚亮镌刻的两行隶书铭文:“作壶者供春,误为瓜者黄玉麟。五百年后,黄宾虹识为瘿,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,重为制盖者石民,题记者稚君。”
储南强在得到供春壶后,还请潘稚亮刻了一方“春归”之印,寓意供春归来,并拟于家乡西氿建春归阁珍藏,留有《请潘稚亮刻“春归”二字而作绝句》为证。后因时局动荡而计划搁浅,为避免外人觊觎掠夺,遂携壶而隐。
1952年,储南强把一生所有集藏捐献给国家。其在《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》的跋中写道:“本人以年齿就襄(时年77岁),子孙皆效力公家,无继续之意趣。开博体育官网入口若举赠好友,或苦于不均;安置名山,又不易保障。遂乘各地提倡保护文物之际,决于贡献本色邑社团。一生下世,便算收场……物皆稀世,愿共视而为珍;艺有专长,皆卓绝于今古。”
据了解,当初储南强与苏南文管会洽谈,30件珍品悉数由苏南文管会接收后转至南京博物院。其中的一件紫砂项圣思款桃杯仍在南博,已成为镇院之宝。而国宝级文物供春款树瘿壶则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,供世人瞻仰。
现在谈到供春壶,开博体育官网入口大家必举树瘿壶作例子,但是这把壶的鉴别问题,仍不免有所争议。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现世后,又陆续出现了多把同类款式的供春壶,这种雨后春笋般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。
与此同时,人们从供春款树瘿壶的泥料质地、制作工艺、壶型大小和烧成等方面提出质疑,认为均不符合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供春壶的艺术特征。而这把壶在被储南强收购之前,确实曾辗转被多人收藏。
早在1937年,李景康、张虹合编的《阳羡砂壶图考》中便记有此壶,直言“吴愙斋所仿者俱此式”,又说“然以龚(供)春之价重,仿造者必众矣”,都暗示储氏的树瘿壶出于吴大澂或后人的仿制。《宜兴县志》亦载,黄玉麟在吴府“得观彝鼎及古瓷器,艺日进,名亦益高”。况且,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的壶盖为黄玉麟所配。种种迹象表明,此壶的作者很可能是黄玉麟,而非供春。
当代紫砂宗师顾景舟先生原来一直认为供春款树瘿壶是真品,但在其弥留之际又说是黄玉麟所作,其《宜兴紫砂壶艺概要》一文写道:“这里要旁及一个问题,就是黄玉麟所制供春壶,大半个世纪以来,引起中外砂艺爱好者莫大的轩轾,弄得好事者穿凿附会,大做文章,至混淆视听,以讹传讹。”
当代另一位紫砂大师徐秀棠先生在其著作《宜兴紫砂五百年》中,对供春款树瘿壶有着更为透彻详尽的分析与判断,亦提出了质疑。
正是因为供春在明清以来文献中久负盛名,其壶又难觅踪迹,更使紫砂壶“正始”的历史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。恰恰在上世纪供春款树瘿壶现世之际,对该壶考辨的同时,对供春其人的质疑也随之产生。
民国时期李景康、张虹合编的《阳羡砂壶图考》一书首先发难,在其《雅流》篇中谈到吴仕时写道:“然供春仅一家僮,能作树瘿、仿古诸式,款识‘供春’二字亦书铁线小篆,倘非颐山研求式样,代为署款,恐难臻此。《壶系》以颐山小传附于供春传,以主附仆,体制究有未安,今特拨置雅流壶艺之首,想为有识者所韪也。”
这是自明代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以来,对供春作为年少书僮能成就砂壶创始之功的第一次质疑。而此前出现的相关文献,仅是文震亨《长物志》对供春壶器形的不满。
上文提及的顾景舟先生,是当代可与时大彬、陈鸣远、邵大亨等历史上的紫砂大家相比肩的一代宗师,他不仅精于壶艺,也精于鉴赏。顾先生对供春壶有着独到的见解,其一生过眼的供春款树瘿壶有13把之多,在仔细鉴别之后断定它们均非真品,甚至进一步认为“供春”仅为壶名而已。高英姿所著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》一书中,对此有所解释:“顾景舟曾指‘供春’或为壶名,非人名。类似有‘春供’之意。又或此供春壶式仅为寄托对初创者的纪念。生前一直在作相关考证。”
不难看出,顾先生不仅认为传世的供春款树瘿壶为黄玉麟所制,而供春作为紫砂壶“正始”也是值得商榷的。遗憾的是,这种见解一直未能形成研究文章面世。
另一位从理论角度对供春和供春壶提出异议的,是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先生,他曾在《试论宜兴紫砂陶器产生的历史背景》一文中,首次明确提出“供春绝非砂壶创始者”和“供春制器疑点多”的学术观点。
更为深入的研究,则是徐鳌润先生,他对其家乡宜兴怀有极深的感情,晚年致力于紫砂文化研究。其观点认为“供春”是壶名,而非人名,因此并不存在“供春”其人。其在《供春壶史初考:吴仕书僮真名朱昌而“供春”为壶铭绝非人名》一文中,以大量的篇幅,以及许多此前显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来证明供春其人并不存在,并指出吴仕在紫砂创始历史上的巨大作用。他认为,“供春”之意,乃是指“壶供真茶”。所谓“真茶”,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(1391年)九月十六是下诏废团茶而改贡的叶茶。又或许,“供春”二字的灵感取自吴仕好友沈周《落花诗》中的“供送春愁到客眉”。“供春壶”实为吴仕在大潮山福源寺(而非前人说言金沙寺)读书期间,与其密友王用昭,以及陶工们合作而制成的用于泡茶的样品壶,然后提供给陶人仿制的。而为何假托书僮“供春”之名?一是因为“百工技艺”非士人所为,避免与之牵涉;二是忌讳当时以“煮茶”为业之人的报复。
供春壶之名来源为何,这些问题倒也没有必要深究。无论如何,“供春壶”的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的文化价值都是不可否认的。